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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书府第 海内望族

陈汝洁

 

明清两代,新城王氏家族注重家庭教育,人才辈出,科甲蝉联,簪缨不绝,成为海内望族。因王氏家族中仕宦众多,故有“王半朝”之称。王氏家族在文化上有突出贡献,出现了农学家王象晋、著名诗人王象春、王士禄和康熙诗坛领袖王士禛。由于王氏族人著述丰硕,被称为“江北青箱”、“文献世家”。

一、科第连绵的“王半朝”

新城王氏始祖王贵,本为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初家庄人。明朝初年,王贵因躲避当地发生的“白马军乱”,只身来到新城县曹村,为一赵姓大户人家佣作,后在新城落户成家。因诸城为古瑯琊地,所以新城王氏称其始祖王贵为“瑯琊公”。

王贵有五个儿子,第五子名叫王伍。王伍家境日渐殷实,常常周济穷人,人称“王菩萨”。王伍的勤劳致富,为新城王氏开展家族教育奠定了经济基础。王伍的长子王麟,是新城王氏家族中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。成化七年(1471)岁贡,曾任永平训导、鹿邑教谕,官至颍川王府教授。他是新城王氏家族中第一个通过读书步入仕途的人,开启了新城王氏读书仕进之路。他做的官职虽然不大,但担任的都是教育方面的职务,这对新城王氏形成重视家庭教育的家风有极其重要的影响。他精研《毛诗》,对王氏后人爱好诗歌、研究诗学、创作诗歌影响也很大。

王麟的第二子王重光(1502-1558),嘉靖二十年(1541)进士,官至贵州按察使参议。因奉旨入深山采伐大木,遇瘴气而卒于贵州任上。嘉靖皇帝嘉奖他的忠勤,特加恩恤,赠太仆寺少卿,并敕建忠勤祠。王氏后人称其为“忠勤公”。王重光是新城王氏家族的第四代,是王士禛的高祖,他是该家族第一个考中进士的人。王重光严于教子,他的8个儿子,除两个早夭外,其余6个均成就功名。6人依次为:王之翰(1524-1579),字尔宁,号罗峰,邑庠生,后补国子监生,累封礼部郎中,赠河南按察司副使;王之垣(15271604),字尔式,号见峰,王士禛曾祖。嘉靖四十一年(1562)进士,官至户部左侍郎。卒后,诏赐祭葬,赠户部尚书,以子象乾贵,赠光禄大夫、少师兼太子太师、兵部尚书;王之辅(1530-1588),字尔卫,号锦峰,嘉靖四十年(1561)举人,历官户部员外郎;王之城((1540-1602),字尔守,号会峰,恩贡生,历官温州府、淮安府同知;王之猷(1542-1599),字尔嘉,号柏峰,万历五年(1577)进士,历官浙江按察使,淮阳兵备道;王之栋(1524-?),字尔隆,号云峰,贡生,任高阳县知县。

新城王氏自明嘉靖二十年(1541)王重光中进士至清道光十六年(1836)王允灌中进士,295年间共出了进士29人、举人40余人、贡生100余人。在29名进士中,明代14人。其中,王士禛祖父一辈,即“象”字辈最多,共9人。分别为:王象坤(1546-1588),嘉靖四十四年(1565)进士;王象蒙(1552-1614),隆庆二年(1568)进士;王象乾(15461630),隆庆五年(1571)进士;王象斗(1565-1600),万历二十三年(1595)进士;王象节(1568-1595),万历二十年(1592)进士;王象恒(1569-1622),万历二十三年(1595)进士;王象晋(1561-1653),万历三十二年(1604)进士;王象春(1578-1632),万历三十八年(1610)进士;王象云(1624-?),天启五年(1625)进士。其中,王象乾官至一品,是整个新城王氏家族中官位最高的人。王象乾、王象春均为东林党人。阉党编制《东林同志录》,“以象乾列山东党人之首。其群从兄弟同仕于朝者,不下七八人,皆有名。” 民间“王半朝”之说,大约就是指此一时期。现今耸立于桓台县新城镇的“四世宫保”砖牌坊就是朝廷因王象乾功勋卓著,敕封王象乾及其曾、祖、父四代而建的。

晚明社会动荡,烽烟四起,明朝政权摇摇欲坠。新城王氏在崇祯四年(1631),遭受了明朝叛将孔有德的杀戮;崇祯十五年(1642),再被清军杀戮,几遭灭门之祸。明清鼎革之际社会的动荡不安造成新城王氏在科举上一度出现衰落,直到顺治十二年(1655)才有王士禄考中进士,成为新城王氏入清以来的第一个进士。在顺治、康熙两朝,新城王氏族人又先后有9人中进士。王士禄、王士祜、王士禛三兄弟均考中进士并诗才超群,闻名天下。新城“三王”在清初崛起于文坛,使王氏家族再度振兴。

二、王氏家族的官宦门风

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读书人,要实现报国之志,就要发奋读书,通过科举步入仕途。作为新城王氏家族的第一位进士,王重光极其重视对后人的教育。他曾制家训云:“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,非道义之心,勿汝存也,制之而已矣。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,非道义之事,勿汝行也 ,慎之而已矣。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,非读书之人,勿汝友也,远之而已矣 。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,非读书之言,勿汝言也,诺之而已矣。” 这则家训,首先要求诸子要正心术,存道义之心;其次是正行迹,行道义之事;再次是慎交友,结交读书之人;最后是要求慎言语,多言读书之言。综观这则家训,拈出的是“道义”和“读书”四字,王氏一门,为官则效忠国家、清正廉洁,为文则华章叠出、著述等身,无不得益于这四字箴言。王氏后人将此家训刻石立于忠勤祠。王象晋教育王士禛兄弟也“恒举此训”,并把它写在厅事屏壁间,以作时时警示。王士禛兄弟之所以积极读书应举,先后步入仕途,也是秉承了这则家训中关于“读书”的要求。

言教之外,还有身教。王重光勤于王事,为国献身,更是王氏后人学习的楷模。王重光曾任户部员外郎,主持九江关税,不贪一钱一物。而且勤于政事,开源节流,每年为国家节省漕粮数百石,受到嘉奖。在任贵州左参议时,正值北京重修三大殿,朝廷命王重光在贵州督办采木。这项任务甚为艰巨,朝廷所需大木一般在深山中,山高水恶,人迹罕至,且多阻挠,尤以云贵彝民,控制通道,不断骚扰。王重光受命后,走访彝族父老,诚心结交他们,消弭民族隔阂,彝族人被其诚心感动,纷纷以所知异木向他报告。王重光深入果峡口、大落包、雾露沟等处,入密林丛莽,冒岚烟瘴雨,不顾虎豹出没,援藤乘舟,跋山涉水,亲督采木。虽然身患重病也顾不得休息,历尽艰难,圆满完成了采木任务,及时解决了京师三大殿急用。王重光却因劳瘁过度而病卒于任上。嘉靖皇帝以“忠勤可悯”褒扬之。三大殿建成后,王重光又被追赠为太仆,官至三品,备极哀荣。贵州士民公举入布政司名宦祠,于永宁县建立忠勤祠祀之。王氏后人也在新城建忠勤祠纪念他。其后世子孙称其为“忠勤公”。自此,“忠勤报国”成为新城王氏之门风。

王士禛的曾祖王之垣著有《炳烛编》《摄生编》《历仕录》等。《炳烛编》分门别类搜集了一些名人名言,有教育功能。而他的《历仕录》叙述他官场处事,王士禛在《池北偶谈》中曾节录数则以作家训,其中有一条云:“予(王之垣)为举人时,以太仆府君忠勤死事,入京乞卹。时严世蕃用事,贿赂公行,予谓纵赂得之,适足为先人辱,遂竟归。归督诸弟子侄昼夜闭户读书,相继成立,竟得卹典。” 王之垣不靠贿赂权门为其先人获得追封,显示了他的耿直,此也是道义之一端。他督导诸弟子侄昼夜闭户读书,并使他们相继成立,更是秉承读书家训。王之垣课子甚严,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说王象晋已大耋之年,犹“时时夜梦侍先曾祖司徒府君(王之垣),或跪受扑责,如过庭时云”。 正是由于严教,他的三个儿子中,长子王象乾和三子王象晋均考中进士,王象乾官至一品,王象晋则著述等身。王之垣一生为官正色立朝,事上接下,皆以诚相待,有古大臣之风。他休致家居时,长子王象乾已经出仕,即将督兵上谷,他谆谆教导王象乾:“吾家世儒生耳,委尔于边野,犯锋镝,不慈。以为难也而避之,逆上命,不忠。吾终不以慈废忠矣。” 督促王象乾早日赴任。在王之垣的督促下,王象乾尽职尽责,戍边20余年,成为威震边陲的一代名臣。

晚明朝廷党派纷争,国家战乱频仍,退出官场的王象晋在家著述课孙。他崇尚宁静淡泊,与世无争。王士禛在《自撰年谱》中说他的祖父王象晋“盛暑整衣冠危坐,读书不辍,常举唐刘玭言诫子孙,无矜门第,务力学为善,故其家代有名人,有家法之善,有以维持之也。” 王象晋曾撰一联云:“绍祖宗一脉真传,克勤克俭;教子孙两行正路,惟读惟耕。” 他的宁静淡泊、勤于著述对王士禛影响颇大。王士禛在官场上和易冲淡、平易近人,就得益于王象晋的言传身教。

康熙三十六年(1697),王士禛三子王启汸赴任唐山知县,王士禛作《手镜》训以居官守则。《手镜》共计50则,涵盖了地方官应注意的方方面面。他勉励儿子做好官,做到“清慎勤”。他说:“无暮夜枉法之金,清也;事事小心,不敢任性率意,慎也;早作夜思,事事不敢因循怠玩,勤也。” 这种清廉的家风代代相传,绵延数百年。

三、王氏家族的文化贡献

新城王氏家族文人辈出,著述极丰。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主要在诗歌创作,但不仅限于诗歌方面。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就是一部重要的农学著作。

王士禛祖父王象晋是新城王氏家族中除王士禛之外,著作种类最多的人。他的著述有《群芳谱》二十八卷、《赐闲堂集》二十卷以及《剪桐载笔》《清寤斋心赏编》等30余种。其中,以《群芳谱》最为著名。《群芳谱》成书于天启元年(1621)年,全书按天、谷、蔬、果、茶竹、桑麻、葛棉、药、木、花卉、鹤鱼12谱分类,对所记植物详述形态特征、栽培、利用、典故和艺文。书中注重对粮食作物的研究和记述,例如甘薯,万历年间才从国外传入福建,王象晋及时引进、栽培、试验,弄清了甘薯种植的最佳土壤、管理方法、留种、育苗、储存注意事项等等,详细记录在了《群芳谱》中。再如向日葵。向日葵是十七世纪从墨西哥传入中国的,《群芳谱》是中国最早记录这种植物的著作,书中称向日葵为“西番菊”。《群芳谱》对果树的嫁接也有独到的研究,该书认为嫁接可以改良果树的品质,引起定向变异,从而培育出优良新品种。书中记载了6种嫁接方法:身接、根接、皮接、枝接、靥接、搭接,并逐一作了详细说明。王象晋的这部著作,对我国十七世纪初期多种作物作了详尽的记述,是对十七世纪初期以前农学知识和农学实践经验的一次大规模总结,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康熙四十八年(1709),清政府曾组织专人对《群芳谱》进行整理补充,命名为《佩文斋广群芳谱》,重编为一百卷,康熙帝亲自撰序文,刊行全国,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要籍。明代以来,《群芳谱》有多种版本,流传甚广。1985年,农业出版社又整理出版了这部著作,列入该社“中国农书丛刊”之一。

王士禛的从叔祖王象春(15781632),字季木,号文水。万历三十一年(1603)乡试经魁,三十八年(1610)进士,官至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。他是明末山左诗坛上的重要人物,也是王士禛之前,新城王氏家族中最杰出的诗人。著有诗集《问山亭集》、《齐音》。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称王象春“才气奔轶,时有齐气”。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也称赞他是“奇情孤诣,绝才异骨”。王象春论诗推崇“禅诗”,开启了王士禛神韵说的先河。

王士禛的长兄王士禄(16251673),字伯受,又字子底,号西樵。顺治十二年(1655)进士,官至吏部考功司员外郎,是清初诗坛上颇具影响的诗人。他一生作诗2000余首,著有《十笏草堂诗选》九卷、《司勋五种集》二十卷、《炊闻词》二卷等。王士禄诗宗王孟,诗风超旷清新。由于其一生仕途坎坷,诗作中也多有激愤讽刺之作,如《虫豸诗》等。王士禛曾删选其诗作为《考功集选》四卷,在《考功集序》中,王士禛引述时人的品藻评价王士禄的诗歌成就,从中可以领略到王士禄诗风的多样性。

先兄考功平生诗,不减二千余篇,已刻者曰《表余堂集》、曰《十笏堂集》、曰《辛甲集》、曰《上浮集》,海内耆宿论之详矣。杜于皇以为“扫绝依傍,期于亲见古人”。孙豹人以为“取法少陵,稍出入于康乐、东坡之间”。汪苕文以为“幽闲澹肆,极其性情之所之,而夷然一归于正”。尤展成以为“如深山道人,草衣木食,而神色敷腴,非食肉之相”。林铁崖以为“登临瞩望,多豪隽非常之词,时逃于贝叶,时逃于绮语”。毛驰黄以为“磅礴在中,郁纡在外,皆忠爱悱恻之所激发”。盖诸公之论云然。而先生尝题襄阳诗曰:“鱼鸟云沙见楚天,清诗句句果堪传。一从时世矜高唱,谁识襄阳孟浩然。”其微旨所寄如此。……坡公所云: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。”以评是诗,其亦无溢美尔矣。

王士禄在文学上对王士禛影响很大,王士禛说他“文章经术,兄道兼师”。 徐世昌《晚晴簃诗汇》认为王士禄与王士禛“一门诗学,固属沆瀣。至其才力雄深,伯仲之间各有面目,殆非渔洋所能掩也。” 邓之诚曾比较王士禄与王士禛的诗歌成就说:“士禄修洁不及士禛,而笔力劲健过之。若谓士禛大家,则士禄当为名家。”

在新城王氏群体中,以诗歌著述而论,王士禛是最为杰出的。他以诗名闻天下,领袖一代,影响后来。他的诗学理论“神韵说”和诗歌创作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及至民国年间,著名文学研究家胡怀琛还将王士禛列为“中国八大诗人”之一,著名作家郁达夫则直言“清朝诗唯《王渔洋全集》可诵”,可见王士禛的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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